自古中秋月最明，凉风届候夜弥清。一天气象沉银汉，四海鱼龙跃水精。吴越楼台歌吹满，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金兴定四年（1220年）二月，73岁的丘处机应邀到燕京，得知成吉思汗已西行，小住一年后，再启程去朝觐成吉思汗。道友执其马首，洒泪问归期，丘处机说：“三年归，三年归！”在路上，丘处机写下了这首名诗。
此时金中都已陷落5年，一片废墟。
几年前（1216年），金宣宗令东平监军王庭玉请丘处机去南京（今河南开封），丘处机拒绝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则无敢违也。”意思是，老天爷还没让他去。1218年，南宋派李全（金末地方武装集团红袄军首领，和丘处机是老乡，可能有过密切合作，后投南宋）等请丘处机去临安（今浙江杭州），此时丘处机住在山东，已被宋军控制，但丘处机还是拒绝了。
蒙元、金朝、南宋都在拉丘处机，丘处机选择了“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的成吉思汗，这对历史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留下两个疑问：
首先，丘处机真这么重要？
其次，丘处机是金人，金帝待他不薄，金世宗曾请他到中都，“赐以巾冠衫系，待诏于天长观（今白云观的前身）”，还赐桃一盘。告别时，金世宗赐钱十万（被丘处机谢绝），丘处机为何不报恩？
本文将结合几位学者的著作回答这两个问题，前问复杂，后问略简：丘处机为敌方效力，或与他在金中都的经历有关。
三派搞得很诡异金代北方涌现出三派“新道教”，全真教最晚。
另有真大教，《元史》称：“始自金季（末），道士刘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者。”陈垣先生已辨其误，“金季”乃“金初”。
刘德仁是沧州乐陵（今山东乐陵）人，出身寒微，生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6岁遭“靖康之变”，7岁读道经有所悟，“割弃尘累”，26岁自称梦见“有老人须眉皓白，乘青犊车至，授玄妙道诀而别”。“老人”指老子，授权刘德仁“兴大道正教，以度末世之黎民”。
经刘德仁点化，教友“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类似农业合作社。
另有太一教，卫州（今河南卫辉）人萧抱珍所创，擅法术，能召六丁六甲，“用净席一领，手巾一条六尺，鹿脯、酒、果、煎饼各六分，香一炉，洒扫一室，铺排讫”，辅以“叩齿三十六通”等仪式，并念咒语。
金朝遇7年蝗灾，太一教郭元长献秘章，金帝高兴地说：“天垂此教，以利生民。”郭元长应以三日见效，遂设坛，围三缺一，西方留出口。三日到，蝗虫果向西飞去，西边是大山，蝗虫皆死。太一教后得忽必烈信任，极盛于元。
全真教也靠法术，丘处机擅长“禳星祈雨”。“禳星”是用祈祷消灾，“祈雨”则可抗旱。据《元史》，丘处机去世前（1127年），天下大旱，他一施法，果然下了三天大雨。没想到，6月突降暴雨，太液池的岸都崩塌了，丘处机叹道：“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将与之俱乎。”遂去世，终年80岁。
增强凝聚力有“奇招”金灭北宋后，中原持续战乱，社会崩溃，不得不靠神秘主义来整合人心、维持基本秩序。耶律楚材对此颇蔑视，称：“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张（指张角、张宝、张梁，曾发动黄巾起义）左道，老氏（指老子）之邪也。”
三家中，全真教最有凝聚力。
学者李洪权在《全真教与金元北方社会》中钩沉，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年轻时恋功名，“弱冠，修进士举业，籍京兆（金朝的京兆府路，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府学，又善武略。圣朝天眷（金熙宗年号，1138—1141年）间，收复陕西，英豪获用，先生于是捐文场，应武举，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据《全真教祖碑》）
战争带给人民灾难，世风亦堕落。王重阳家本巨富，他的大父（伯父）开仓救济，遭劫掠，“邻里三百户余因而侵之，家财为之一空”。
剧变让王重阳厌倦红尘，遂创全真教，要求门徒“乞化为先”。
大弟子马钰出身富家，王重阳令：“去宁海（今山东牟平），乞化些小钱米，我要使用。”马钰是宁海人，推辞说：“弟子有愿，不还乡里。”王重阳“怒打到平旦而止，打之无数”，马钰终于放下“不怕撞着儿女相识，只怕撞亲家”的“私心”，他后来写诗说：“行尸走骨有何羞？勿为衣餐乱起愁。学我上街长展臂，随缘乞化最风流。”
全真弟子都曾乞食，王处一自称“乞子”，丘处机在关中20年，也是“饥餐渴饮，逐时村巷求觅”。
诗人元好问惊叹全真教让“堕窳（指懈怠无力）之人翕然从之”，且“甲乙授受，牢不可破”。
金世宗压根没信仰金朝政府较早承认太一教、真大教，金帝曾见二教掌教，直到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金世宗才征王处一到燕京。当时王重阳、马钰已逝，掌教是刘处玄，却未得宣召。
首先，王处一的名声大。王重阳创教后，先在山东传播，后带几大弟子回老家陕西，王处一留在山东。1181年，金朝下令“遣发道人各还本乡”，掌教马钰被迫离开，全真教在陕西几无成绩，王处一却在山东取得成功，据学者赵卫东钩沉，马钰“及抵山东，凡在三州五会之众，倾赴云集”。
其次，王处一的法力高。他“尝俯大壑，一足跂立，观者目瞚（通瞬）毛竖，舌挢然而不能下，称为‘铁脚仙’”，到金中都后，金世宗赐以鸩酒（一说他人暗算），王处一喝下，入浴池，水皆沸腾干涸，他却没事，惟须发尽脱。
金世宗知王处一有真功夫，让他入住天长观。此时金世宗近66岁，王处一荐丘处机来给他做生辰大醮，41岁的丘处机首次到金中都，此前他曾闭关苦修19年。
金世宗在金中都为王处一、丘处机建“全真堂”，让丘处机住持，但丘处机很快找借口离去了，因金世宗只有迷信，毫无信仰。
据学者周思成钩沉，金世宗“好鬼神，多忌讳”，竟禁民间俗语“销金”（熔化金属），只能说“明金”，他属兔，便“下诏禁射兔”，《金史》称他是“小尧舜”，名不副实。他找王处一等，只因“纵欲过度”，想搞点强身秘方。
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八月，王处一离开金中都，4个月后，金世宗派人急找他回去，等王处一回中都，金世宗已去世。
遭遇就像坐“过山车”金章宗继位初，曾召见全真教刘通微。明昌元年（1190年），金章宗突然下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当年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次年，丘处机等被遣返原籍，掌教刘处玄在莱州被“追捕下狱”。第二年，金章宗下令“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
翻脸不认人，史书未记原因，学者李洪权钩沉元好问的说法：“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
奇怪的是，到承安二年（1197年），金章宗又突然解除禁令，召见王处一，让他主持纪念金世宗的斋醮大会，并赐予“体玄大师”称号。
可能有两个原因：
首先，金章宗的皇后早逝，李师儿擅权后宫，她出身卑微，无法上位，寄望生下皇子。李师儿曾请高人斋醮，不让别的妃子生育，“致绝圣嗣”。为了生育，她供奉全真教。
其次，金章宗执政中后期，为应对蒙古大军的挑战，准备北征，财政压力骤增，打起度牒的主意。
度牒是发给僧道的官方认可文件，持有者免税免役。乡村地主为逃税，常把私田放在有度牒的僧道名下。因限量，北宋神宗时一道度牒的发行价是130贯，“黑市价格”炒到700贯，宋宁宗时，升至800贯。
金朝度牒价格如何，史料无载，应不便宜。金章宗召见王处一时，谈“卫生之道”外，亦“问北征事”。全真教弟子众多，人人买度牒，无疑是一大笔收入。
在传道中，全真教尤重立道观，而没赐额的道观会被视为“淫祠”，金章宗特批王处一以灵虚、太微等5个赐额，全真教进一步壮大。
佛寺明显多于道观丘处机本崇拜皇权，他给金世宗写诗称：“九重天子人间贵，十极仙灵象外尊。试问一方终日守，何如万里即时奔。”金世宗去世时，丘处机说：“虽道修方外，身处世间，重念皇恩，宁不有感。”
金帝反复横跳，令丘处机寒心。可能让他最难接受的是，他在金中都看到，崇佛的氛围压倒了崇道。
金人本信奉萨满教，后受辽影响，“奉佛尤谨”。辽南北分治，以汉法治汉人，北京近中原，佛教最盛。金和辽一样，均设僧官，“出则乘马佩印”，十分跋扈，“有罪者则挞之，其徒以为荣”。
当时金中都“兰若（佛寺）相望，大者三十有六”，辽末道教渐有影响，刘海蟾（又称刘海）即燕京人（他出生在今宛平），但佛寺明显多于道观。丘处机在金中都只待几个月就走，可能是看明白了：金朝统治方式不变，全真教难发展。
丘处机选择成吉思汗，因蒙元治理的最大特色是多中心，皇权、贵族、宗教、地方等各行其是，只要完成皇帝给的任务，诸事自决，无人掣肘。不像中原王朝，多取金字塔结构，儒生结成士大夫群体，从庙堂到乡村，全方位控制。
蒙元不信任儒生，治理多靠色目人，儒生被纳入儒户，与佛道等相仿，从社会中坚突然成了边缘人，基层社会失去领导者，全真教教规严格、团结力强，恰好可补空位。
成吉思汗很可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命人“悬虎头金牌，传旨敦请（丘处机）……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丘处机可能也看到了，遂不顾74岁高龄和旅途艰难，一定要见成吉思汗。
金朝一再错过机会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互相发现，被书写成“一言止杀”。即成吉思汗询以养生之道，丘处机称养生重在养心，少杀人可养心。这么粗浅的说法岂能糊弄一代天骄？似是后编的公关稿。在诗中，丘处机写出真实想法：“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
成吉思汗授丘处机总管天下道教事务之全权，可自印度牒、自建道观等。在归途中，丘处机签发大量度牒，让许多被虏为奴的中原平民获释。
据学者王锦萍的《蒙古征服之后：13至17世纪华北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一书，全真教趁机渗透到基层社会中，道观遍布华北各乡村，替代了传统宗族，为蒙元汲取民间资源提供帮助。
那么，金朝为什么不早这么做？
金朝的优点是善于学习，缺点也在此。金朝统治中原后，模仿北宋，很快便建立了以儒生为核心的管理体制，但儒生与金朝统治者互不信任，双方勉强合作，效率大降。对于全真教的全新组织方式，金帝怕字当头，一再错过机会。末期想挽回时，蒙元、南宋已加入竞争。
丘处机再回燕京，“京人翕然归慕，若户晓家谕，家门四辟，百倍往昔”。三年后，丘处机终老于燕京。全真教坐大后，忽必烈视其为威胁，扶持佛教、太一教等与之竞争。全真派有权后，渐失乞食传统，出现腐败等问题。
蒙元用宗教组织管理基层，几致村村有庙观，明朱元璋时，下令每县只准留一家，以重建儒生为主体的社会。从结果看，华北宗族观念仍淡漠，不如南方。丘处机的痕迹长期存留。
（原标题：丘处机为何不为金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