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讨个说法。”
电影《秋菊打官司》的经典台词和女主角的艰辛经历，成为很多人关于“民告官”的最初记忆。
“民告官，难于上青天。”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话，道尽老百姓状告政府的无奈。此前，想想要打官司，很多人都会头大，唯恐避之不及，更不要告一方政府了。近些年，事情正在起变化。面对政府侵权，一些个人和组织勇敢站了出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这些地方政府被谁告上了法庭？“民告官”官司能打赢吗？
各地政府被谁告上法庭？
被个人告>>
近日，原江苏海安县一名官员将该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向他支付应得的业务提成奖金110万元，引发关注。去年12月，广东惠州一个养猪场被三栋镇政府强拆，村民李运新为此将镇政府告上法庭。
今年8月6日上午，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蜂农王秀六诉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行政诉讼一案。潇湘晨报图
早在2003年，南京市民杨春庭状告江宁区政府，被称全国第一个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的公民。
还有人选择公益诉讼。去年2月20日，石家庄市民李贵欣状告该市环境保护局应承担起治理雾霾的责任。
当感觉自身权益遭遇政府侵害时，不论官员、企业家，还是农民，他们中很多人选择了与政府打官司。
被企业告>>
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也成为很多企业法人的选择。为此，他们把政府告上法庭。
此前，安徽淮南一家造纸企业因拆迁补偿问题与所在地区政府出现分歧，企业将后者告上法庭。今年5月13日，该区副区长朱光作为被上诉人代表出庭应诉。
还有企业选择“抱团”告状。
去年5月，安徽24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联名状告省政府，称政府“‘一纸文件’让多年努力瞬间化为泡影”。
随着地方政府被诉事件的增多，“一方父母官”也开始作为被告身份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
被下级告>>
“民告官”不断增多，开始出现“下级政府状告上级政府”。
2006年，河南周口市郸城县城关镇政府曾经因为土地使用权争议状告周口市政府，被媒体称为下级状告上级政府第一案。
去年8月，因为辖区某渔场的土地所有权纠纷，湖南益阳市南县三仙湖镇镇政府起诉县国土资源局，随后又追加南县人民政府为第二被告。
这些“下级告上级”新闻甫一出现，即可轻易引爆舆论。
不过，对此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下级采取诉讼方式“说不”是最合理的选择。根据行政法，尽管上级政府领导下级政府，但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发生权限冲突或者意见不一致时，既可以向上一级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民告官”官司能打赢吗？
答案是复杂的，一言难尽。
今年7月，广东雷州市世考村村民赢得了一场“民告官”官司的胜利。围绕一块林地的归属，该村村民和附近一家林场争议了几十年。最终，法院支持了村民的诉求，判出庭应诉的雷州市长吴国雄所代表的被告一方败诉。
而上述安徽24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抱团”联名状告省政府也取得诉讼胜利。
个人告政府也不乏成功案例。去年10月，河南南阳市方城县清河乡叶冲村七组的张氏父子历时十年艰辛，最终告赢乡政府。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下中国，“民告官”最终结果并不乐观，其胜诉率不及一成，原告多以败诉收场，赢者寥寥。
去年11月4日，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介绍说，行政诉讼有个特点就是原告的胜诉率即被告的败诉率低。10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
不仅如此，胜诉背后，原告往往付出的代价巨大。河南张氏父子告赢乡政府花了10年，而有些案例，即使官司赢了，后续的执行依然存在问题和困难。
尽管起诉难、难告赢、代价大，但是“民告官”的日渐增多本身就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明显标志。这类案例的增多，既有助于老百姓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也能监督政府，防止权力的任性。
资料图。
正如此前出庭应诉的广东省雷州市长吴国雄所言，自己没觉得(败诉)有压力，反而觉得收获非常大，因为这有利于提高司法的尊严和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