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轮美奂的《龙门二十品》【附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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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31 16:26

美轮美奂的《龙门二十品》【附释文】

2017-03-31 17:29

《龙门二十品》是从河南洛阳市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词中精选出来的二十方造像题记,是魏碑书法的代表。有十九品在古阳洞,仅有一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慈香窟)。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研究价值。其中堪称钜迹者为《龙门四品》,即《始平公造像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这些作品多数刻制方法简单,似乎没有经过书丹而直接刻写的,因此刀刻的味道比较浓厚,加之字口的风化残损,增加了其率真野逸,粗犷奇矫的风姿,更显拙扑之趣味,这种古拙情调是唐碑所不具备的。被看做“方笔”的典型。

龙门石窟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洛阳市以南十三公里处,伊水北流,香山与龙门山两岸对峙,犹如一座天然门阕,古称“伊阕”,龙门石窟就刻凿在这伊水两岸的崖壁上。

龙门石窟雕刻中,北魏时代的作品约占百分之三十。其中第1443窟,即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洞窟。

古阳洞内正壁主尊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之上,面颊清秀,披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施禅定印,身后雕刻舟形背光和圆形头光。两侧各侍立一尊装饰华贵的菩萨。洞内南北两壁鳞次栉比众多的龛像之中,有八个排列整齐的较大型尖拱楣龛。龛内都是作禅定印的释迦牟尼佛像,龛楣及佛像的背光、项光构图精巧、内容丰富,以简练的手法,雕刻出极富变化的装饰纹样。从这些龛的规模、有序的排列和造像题记的内容,可以判断,这些造像的施主都是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皇室、贵族、功臣。造像记称颂孝文帝的功德。

古阳洞的窟顶,大龛、小龛密布,龛内多为交脚弥勒菩萨和千佛,龛外多有造像题记,内容多种多样,一般都是为祈富欀灾而发愿。

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现今保留二千八百余方。这在中国众多石窟群中是独有的特点。因为碑刻数量多,龙门石窟又被称作“古碑林”。 题记中北魏时期的占半数以上,而且多数集中在古阳洞中。从北魏造像记中精选出来的“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的代表。魏碑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是今天书法界特别崇尚的一种书体。

龙门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仅有一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慈香窑)。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富欀灾而开龛造像。他们的名字多在史书上有所记载。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龙门二十品”计有:

一 尉迟为牛橛造像记 十一 孙秋生刘起祖等造像记

二 一弗为张元祖造像记 十二 高树解佰都等造像记

三 比丘慧成为始平公造像记 十三 比丘惠感造像记

四 北海王详造像记 十四 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记

五 解伯达造像记 十五 马振拜等三十四人造像记

六 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 十六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记

七 北海王国太妃高造像记 十七 比丘法生造像记

八 杨大眼造像记 十八 安定王元燮造像记

九 比丘道匠造像记 十九 齐郡王元祐造像记

十 郑长猷造像记 二十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

1.《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局部(公元498年)

《始平公造像记》本是附属於佛龛的题记,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於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北壁。题记由达撰文,朱义章楷书。康有为称龙门石刻“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规也”。而《始平公造像》又是龙门石刻中的代表作。

《龙门二十品》是龙门石窟中的二十尊造像的题记拓本,北魏书风的代表作此碑与其它诸碑不同之处是全碑用阳刻法,逐字界格,为历代石刻所仅见,在造像记中独树一帜。记文内容寄造像者宗教情怀,兼为往生者求福除灾。清乾隆年间始被黄易(1744-1801)发现,受到书坛重视,列入“龙门二十品”,此碑文方笔斩截,笔画折处重顿方勒,结体扁方紧密,点划厚重饱满,锋芒毕露,显得雄峻非凡,被推为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代表。

此龛完成时间有太和十二年和二十二年两种不同意见。造像记在龛的右侧,高130厘米,宽40厘米。此造像记是龙门二十品中唯一的阳刻作品,而且署有孟达撰文,朱义章书写。碑文字迹方重,雄强厚密。

2.《步轝郎张元祖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

《龙门二十品》的第二品《一弗为张元祖造像记》(简称《一弗造像题记》)。正书,10行,一行3字。造像龛位于古阳洞北壁,是龙门二十品造像龛之一,下方邻比丘惠感造像龛,是龙门二十品中最小的两个造像龛之一。龛高36厘米,宽19厘米,深30厘米。龛为忍冬卷草纹尖拱楣圆券形,连珠纹立柱,龛底施水波纹。内刻袒右肩斜披袈裟佛及二菩萨。龛下锩刻造像记。据造像记文记载,此龛造于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步辇郎张元祖在当时可能是一名给帝王荷步辇的,地位低微的人,其妻一弗氏为他造的龛也小。康有为评价此造像记的书法是"沉着,劲重"。民国初白麻纸原石拓,因年代久远,纸黄而松软。这个造像记字数很少,只有寥寥30字。“太和廿年,步辇郎张元祖不幸丧亡,妻一弗为造像一区,愿令亡夫直生佛国”。字数虽少,但却端庄整肃,大气凛然。全篇方笔为主,显得沉着,厚重。书法风格遒劲沉稳。但在严整之中也不乏灵动之笔。比如“造”的走之儿的横折折撇,“为”的一长撇,都显得神采飞扬。而“张”的弓字旁,“愿”的“页”字部则显得较为奇崛。而章法同样富于变化,比如最后一行“亡夫直生佛国”,曲直变化,奇正相生,令人叹为观止。

【释文】太和廿年,步辇郎张元祖不幸丧亡,妻一弗为造像一区,愿令亡夫直生佛国。

3.《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撅造像记》

4.《北海王元详造像记》

5.《司马解伯达造像记》

6.《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像记》

《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像记》

简称《郑长猷造像》,正书,可见八十四字,书法劲厉朴拙,结体方整,隶意较重。景明二(501)九月刻。古阳洞南壁。正书,8行,一行12字。有翻刻本,其第7行‘敬造’敬字左上点漏刻。造像龛位于古阳洞口上方南侧,共六龛,均为圆券形浅龛。

分上、中、下三排,每排两龛,其大小不等。圆楣拱内刻卷草葡萄纹,主尊为交脚弥勒(已经残破)。左右二胁侍菩萨侍立。景明二年九月三日(公元501年)完成。造像记位于佛龛右侧,高50厘米、宽35厘米,记景明二年郑长为亡父、母皇甫、亡儿士龙以及其妾陈玉女为亡母徐,各造弥勒像。碑文书法有上承汉隶、下启唐楷的重要意义。

铭文:

前太守护军长史,云阳伯长猷为亡父敬造弥勒像一躯,一躯郑长猷为母皇甫敬造弥勒像一躯,一躯郑长猷为亡儿士龙敬造弥勒像一躯,一躯郑南阳妾陈玉女为亡母徐敬造弥勒像一躯。景明二年九月三日诚讫。

7.《新城县功曹孙秋生二百人等造像记》

《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

简称《孙秋生造像记》。景阳三(502)年五月刻。在古阳洞南壁。(黄易拓得)正书,13行,上列为记,一行9字;下列题名,行30字。额正书‘邑子像’三字。额旁二太守名:右二行,右三行。乾隆拓本,其记第三行‘刘起祖’之‘刘’字画完好。在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北魏宣武帝(元恪恪)景明三年(502年)五月廿七日造讫。

此碑书犀利刚劲,宽博朴厚,较《始平公造像》笔法多变,龙门碑刻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孟广达文,萧显庆书。楷书十五行,行三十九字。字体方劲峻拔,沉着劲重。笔法凝练自如。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太和以后诸家角出,庄茂则有《孙秋生》”“龙门二十品中,约而分之,亦有数体,《孙秋生》沈著劲重为一体。”

铭文:大伐太和七年,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区,愿国祚永隆,三宝弥显。有愿弟子荣茂春葩,庭槐独秀,兰条鼓馥于昌年,紧晖诞照于圣岁。现世眷属万福云归,洙输叠驾。元世父母及弟子等来身神腾九空,迹登十地,五道群生,咸同此愿。孟广达文,萧显庆。

8.《邑主高树和维那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记》

9.《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

比丘惠感在龙门的造像有多个,其中仅古阳洞就有四处。这些比丘惠感是同一人还是有多位同名号的僧人,因无资料佐证目前仍不清楚。这一造像记碑在古阳洞北壁三层西侧,两端各有一小龛。

造像记正书,14行,一行5字。可见六十六字,书法沉劲方重,犹存隶意。景明三(502)年五月刻。

【释文】景明三年五月三十日,比丘惠感为亡父母敬造弥勒像一区,愿国祚永隆,三宝弥显,旷劫师僧、父母、眷属与三涂永乘,福锺竟集,三有群生,咸同此愿。

10.《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

简称《贺兰汗造像记》为龙门造像精品之一。正书,原共有一百六十字,本帖精选清晰的前二十行精品一百三十二字,书法峻整隽永。景明三(502)年八月刻。在古阳洞顶部。正书,5行,一行10字。

铭文:景明三年八月十八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侍中、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广川王贺兰汗造弥勒像,愿令永绝苦困,速成正觉。

11.《邑主马振拜和维那张子成卅四人为皇帝造像记》

12.《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

13.《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

14.《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

15.《比丘道匠为师僧父母造像记》

16.《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

《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

《杨大眼造像记》,楷书刻石。全称为《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无刻石年月。但此造像既称为孝文皇帝元宠所凿,考文帝崩于太和二十三年(499),造像当在其后。有云当在景明元年(500)至正始三年(506)间。

楷书,在河南洛阳龙门山古阳洞北壁。为龙门造像记名品之一。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佛教艺术宝库之一,经北魏至唐的一百五十多年中,共雕凿了造像十万余尊,题记三千六百余处,题记中属于北魏或稍后时期的,占有相当数量。

其字体就是一般所说的[魏碑体]。这些题记在早先并不为人们所特别注意,清代乾、嘉以后金石学和碑学兴起,不少金石家都分赴名山访碑求拓,龙门的造像记就是清代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黄易(小松)访拓后,始显于世的。

罗振玉《石交录》云:[黄氏最初只拓北魏《始平公造像记》一品,后增《孙耿生》、《杨大眼》、《魏灵藏》为四品。]后来人们又增为十品,继至二十品。龙门二十品,被后人作为龙门造像记中的代表作。但其中仍以黄易所选的《始平公》等四品最为著名。

《杨大眼造像记》的书风与《始平公》极为相似,用笔方峻,结体中敛而外张,只是紧敛的程度比《始平公》略轻,这也可能是阳刻与阴刻有所不同之故。康有为评此《记》云:[若少年偏将,气雄力健],[为峻健丰伟之宗]。

铭文: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夫灵光弗曜,大千怀永夜之悲,*踨不遘,叶生含靡道之忏,是以如来应群缘以显迹,爰暨**,*像遂著,降及后王,兹功厥作。辅国将军、直阁将军、梁州大中正、安成县开国子、仇池杨大眼,诞承龙曜之资,远踵应符之胤,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于始冠,其行也,垂仁声于未闻,挥光也,摧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咸骇,存侍纳则朝野必附,清王衢于三纷,扫云鲸于天路,南秽既澄,震旅归阙,军次之行,路经石窟,览先皇之明踨,睹盛圣之丽迹,瞩目彻霄,泫然流感,遂为孝文皇帝造像一区,凡乃众形,罔不备列,刊石记功,示之云尔,武。

17.《陆浑县功曹魏灵藏造像记》

《魏灵藏造像记》全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题记楷书十行,行二十三字。有额,楷书三行九字,额中间竖题“释迦像”,字略大于两侧,额左题“薛法绍”,右题“魏灵藏”。北魏造像习惯用别体字,此题记尤多。

虽刻造时间无明确记载,但书法风格酷似同窟的“杨大眼题记”,或疑同出于一人之手,当属北魏刻石无疑。原石身高75厘米、宽40厘米、额高15厘米、宽15.5厘米,是龙门造像题记中碑刻和书法艺术的精品,也是龙门四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清乾隆年间钱塘著名学者黄易访拓后始公布于世。

《广艺舟双揖》将此记列入“能品下”,并云:“若《杨大眼》、《魏灵藏》、《惠感》诸造像,巨刃挥天,太刀砍阵.无不以险劲为主。”

此碑应是方笔露锋之典型代表,因此最显见用笔之妙。起笔都将锋颖露在画外,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细锋引入,煞有情趣;即使画也挺直有力,折笔显见方棱;收笔处,有时敛毫便止,有时放锋犀利,有时如《宝子》之上扬。

笔画或大或小,大者纵矛横戈,如虎奔龙吟,小者轻微一点,如蜻蜓掠水,皆能顺势合情.绝无率意轻发。结体或取横势,或取纵势,皆极意显示雄踞盘关之威仪,怀隐瑰玉之神采。整篇看来,严整肃穆,端庄隽洁。

铭文:夫灵迹诞遘。必表光大之迹。玄功既敷。亦标希世之作。自双林改造。大千怀缀映之悲。慧日潜晖。唅生衔道慕之思。是以应真。悼三乘之靡凭。遂腾空以刊像。爰暨下代。兹容厥作。钜鹿魏灵藏。河东薛法绍二人等。求豪光东照之资。阙兜率翅头之益。敢辄磬家财。造石像一区。凡及众形。罔不备列。愿乾祚兴延。万万朝贯。愿藏等挺三槐於孤峰。秀九蕀於华苑。芳实再繁。荆条独茂。合门荣葩。福流奕叶。命终之後。飞逢千圣。神颺六通。智周三达。旷世所生。元身眷属。舍百鄣则鹏击龙花。悟无生则凤升道树。五道群生。咸同斯庆。陆浑县功曹魏灵藏。

18.《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

19.《齐郡王元佑造像记》

20.《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

【附录】龙门二十品略论

龙门石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处,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并称我国的三大艺术宝库。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朝、唐等朝代,其中以北魏和唐代营造的时间较长、规模大、雕刻多、艺术价值高。

龙门以石刻艺术见长,据统计龙门东西两山现存佛龛2100多个,佛塔40余座,碑刻题记3000余方,佛像10万余尊。北魏的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唐代的潜溪寺、万佛洞、看经寺、奉先寺更是龙门石窟艺术的精华所在。其群像雕造,气势雄伟,雕琢精细,神形兼备,表现了古代艺术大师的高超技艺和才华。古阳洞和慈香窑中的龙门二十品则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奇葩。

龙门二十品中的十九品镌刻于古阳洞中,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体现北魏风格的一个典型洞窟。古阳洞内正壁主尊释迦牟尼佛,结跏跃坐于方形台座之上,面颊清秀,披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施禅定印,身后雕刻舟形背光和圆形光头,两侧各侍立一尊装饰华丽的菩萨。洞内南北两壁鳞次栉比众多的龛像之中,有8个排列整齐的较大型尖拱楣龛。龛内都是作禅定印的释迎牟尼佛像,龛楣及佛像的背光、项光构图精巧,内容丰富,以简练的手法,雕刻出极富变化的装饰纹样。从这些龛的规模、有序的排列和造像题记的内容,可以判断这些造像的施主都是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皇室、贵族、功臣。造像题记的内容多是称颂孝文帝的功德。

古阳洞的窟顶,大、小龛密布,窟内多为交脚弥勒菩萨,龛外多有造像题记,内容比较丰富,一般都是为祈福禳灾而发愿。而作为思想内容,则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是研究北魏统治阶级如何祟尚佛教巩固其统治的实物资料,又使我们看到佛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广泛影响。龙门石窟造像题记,至今保留3000余方,这在中国众多石窟群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多,龙门石窟又被称为“古碑林”。在龙门石窟的题记中北魏时期的占半数以上,而且多集中在古阳洞中。北魏造像题记的精品——龙门二十品就大都出自古阳洞。

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的代表,是北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20种的统称。魏碑书法艺术曾被明珠暗抛,很长时间以来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清中叶后,提倡北魏书法,有人在北魏造像题记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始平公”、“杨大眼”、“魏灵藏”及“孙秋生”等20种,称为“龙门二十品”,拓本传布,盛行于时。其书法方峻雄强,颇多变化,可见北魏书法风格之一斑。由于这些作品是北魏书法艺术的精华,魏碑书体的代表,故为世人所重视。

龙门二十品分别是20个窟龛的造像记,按年代依次为:《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太和十七年至景明三年;《长乐王丘穆亮夫人尉迟造弥勒像》,太和十九年十一月;《步辇郎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大和二十年;《比丘惠成为亡父始平公造石像记》,太和口二年九月十四日;《北海王元详造弥勒像记》,太和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游激校尉司马谢伯达造弥勒像记》,太和二十三年;《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等造释迎像记》,太和末至正始末年;《邑主仇池杨大眼造石像记》,太和来至正始末年;《比丘道匠造像六区记》,太和末至正始末年;拍b海王太姬高氏造像记》,太和末至正始末年;《云阳伯郑长以为亡父造弥勒像记》,景明二年;《邑主高树等三十二人造石像记》,景明三年五月三十日;《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弥勒像记》,景明三年五月三十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造弥勒像记》,景明三年八月十八日;《邑主马振拜等三十四人造石像记》,景明四年八月五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弥勒像记》,景明四年十月七日;《比丘法生为孝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景明四年十二月一日;《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妣造释迎像记》,正始四年;《齐郡王元祐造像记》,熙平二年;《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神龟二年”。

龙门二十品所属的龛像大多是北魏造像艺术的精品。室内的造像主要有释迦牟尼的禅定像和说法像,数量更多的是弥勒佛的交脚像。交脚弥勒的流行是北魏佛教艺术的显著特点之一,反映当时人们的心态和对佛教信仰的祟拜,即通过造像对来世寄托了强烈的渴望。在二十品诸龛中,不论佛、弥勒、胁侍菩萨和飞天,以及秀骨清像的造型和古朴的文字均代表着北魏龙门艺术的精华。

龙门二十品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是中国书法艺术演进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从龙门二十品的推出到备受推祟,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书法史的一种革命,体现了中国书法的创新,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9世纪中叶中国书坛出现了变革的先兆,其背景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清朝洽嘹的皇帝特别喜欢赵孟頫、董其昌的规整柔弱的书体,提倡印制这类书体的字帖供士子摹习。因皇帝的首肯,这就使书坛形成了追求雅、甜、单调、僵化的局面。其二是古代金石书法遗存被发现、发掘出来。一些爱好书法的文人学者对这些醇古朴茂的古代文字进行摹写,在摹写过程中,就若有所悟地变化其形态、体势,以显示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创造能力。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在原先流行于世的楷、行、草之外,又兴起了一种带有金石意味的碑体书法,使整个书坛开始出现标新立异的新鲜气息,并为时人所重。

这股书坛的变革之风,到]9世纪末叶由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发轫。康有为大力提倡学习北碑,此论震撼书坛,使书法的变革出现强劲的势头。康有为在北京鼓动政治改革期间,购买了许多碑帖,进行仔细的研究,于1899年写成了一部6万余字的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以求振兴当时书坛委靡不振的局面。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提出了尊碑抑帖的观点,将碑学的地位推向极致,使历经1000余年的帖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洛阳魏碑,前承汉、晋,后启隋、唐,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成为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艺术风韵的独特的书法艺术表现形式。它“沾灌后林,启发来者,初唐欧阳询、虞世南等书法名家的作品,曾与此有明显的承继关系。清代的包世臣、赵于谦、张裕钊、沈曾植、邓世如、吴昌硕等服膺魏碑,他们共同把学习魏碑椎上了一个时代高峰。在康有为等人变革思想的影响下,“众多治书者敢丁向君王倡导,学府支持的帖学也举起反叛大旗,将过去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魏碑带进了书斋,学而习之,挂上了高堂,炫而耀之。有人形容当时的盛况是‘二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

应该说,以洛阳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的兴盛,是政治维新思想在书法领域的反映,正如康有为所认为的那样,当时的书法与政治一样,都必须改革,物极必反,这是天理。在改革浪潮的影响下,青铜铭文、甲骨文以及竹木简上的古老文字和魏碑一样受到重视,并被用做学习和创新的样本。这样一来,它们与魏碑结合在一起,就成了广泛的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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