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丘处机道教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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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6-25 20:16

浅谈丘处机道教哲学思想

摘要:丘处机作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为现代人熟知,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道教史上著名的宗教领袖。作为金元时期道教重要支派全真道的掌教人之一,丘处机仁慈反战的和平思想、无为即有为的入世思想、性命双修的内丹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全真教的进一步发展,且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丘处机;道教思想;全真道

一、丘处机道教哲学思想形成的背景

(一)成长背景。丘处机(1148-1227)自幼失怙,尝遍人间辛苦,童年伊始就向往修道成“仙”。后全真道祖师王重阳收其为徒,为其取名处机,号长春子。1169年,重阳真人携弟子四人西游,途中得道飞升于汴梁城,嘱咐马钰授其功课,也因此,丘处机的知识和道业迅速长进。其在王重阳羽化后入磻溪穴居六年,行携蓑笠,故称“蓑笠先生”。后又赴饶州龙门山(今宝鸡)隐居潜修七年。在这苦修的十三年,因深知自幼文化素养欠缺,故发奋图强,其所学领域融摄儒佛和老庄思想。在迁往终南祖庭,开始掌教生涯之时,闻得成吉思汗的铁蹄使得生民涂炭,在其春秋七十有余之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毅然西觐,迎来一生不朽的篇章。(二)社会背景。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距离北宋王朝灭亡不到八十年,金廷就已经开始重蹈覆辙。在此之前,金章宗当政虽有“明昌之治”的美称,然而却似“回光返照”。而在此时,另一隅的南宋窥视金廷内忧外患,决定北伐。但却因金人早有准备,且宋军进军轻率、用人不当而导致北伐失败。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成吉思汗在宋金酣战之际崛起。已经一统蒙古草原的成吉思汗在多次入侵西夏之后,便有了灭金之志。成吉思汗的铁蹄所到之处,灰飞烟灭。这样,雪山论道、止杀寡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丘处机的肩上。

二、丘处机道教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和平思想:仁慈反战,保卫和平。深受儒家仁爱思想影响的丘处机,基于当时战火连绵的时代背景,指出仁慈是获得和平的基本途径,因为众生皆有道性,众生本应平等。面对战乱硝烟,他强烈呼吁统治者怜爱黎民苍生免于性命之忧。其诗曰:“造物通神化,流形满大千。群迷长受苦,万圣不能悛。”[1]697明昌四年(1193年),黄河泛滥,饥民流离,瘟疫频发,他悲愤苍天置众生千疮百孔,呼吁每一个世人,尤其是每一个道徒要积德行善,常怀悲天悯人之心。他认为以仁慈为本,行善救难,方可成仙。他对民众的苦难充满同情,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其苦难解除。因此,丘处机率徒弟祈雨,且疾呼:“安得人心似我心,免遭痛彻临头厄。”[1]686除提倡仁慈之外,丘处机还渴望和平。磻溪隐居时,在金世宗的统治下,社会有了短暂的安宁,丘处机十分喜悦。然而好景不长,风云突变。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辟地千里,势如破竹,杀人如麻,黎民苍生恐将不得保全。见闻此状,他不顾高龄之躯,毅然决然率领弟子西行大漠,希望以自己西觐之劝诫止杀,拯救百姓于苦海。历时三年,终于到达成吉思汗行营,开始讲道。其讲道内容收录于耶律楚材所整理的《玄庆风会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道家所倡导的“清心寡欲”和“固精守神”的理念;二是儒家“恤民保众”“以孝治国”“布法推恩”的治国方略。正是因为丘处机有条不紊地论道,成吉思汗触动颇多,于是以丘处机论道言论为准绳,将仁爱和平的诏谕散布各地。据此可以看出丘处机作为宗教领袖仁慈的一面,如《老子》所言:“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2]40(二)入世思想:无为即有为。《老子》三十七章如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2]42道是万物的本体,它的产生不受任何外力的作用,所以“道”是无为的。而万物皆由道而生,因之,“道”又是“无不为”的。老子试图要求人们效法“道”,以“无为”为纲要,顺其自然,清静寡欲,与世无争,慎行远祸,不可妄自作为。王重阳完全继承了这一教义,力主弃世离俗,抛家专修,要求弟子不问世事,炼气养生,将自己置于虚空之地。而丘处机却与以上观点截然相反。他从道的高度对“有为”和“无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丘处机认为,所谓“有为”和“无为”,不过是道在动静之时互为体用的表现,动则以“无为”为体,静则以“有为”为体。就本质而言,他们是一样的,都是道,不过是道的特性的不同表现形式。“无为”和“有为”不再是一对矛盾的哲学范畴,而是道的一体两用。人们循道行事,就要根据道的要求,正确理解“有为”与“无为”的含义,发挥好道之“用”。他得出结论,无为即有为,无为即无所不为。其诗曰:“有动缘无动,无为即有为。三光不照处,万象显明时。”[1]699在政治层面,丘处机在存无为而行有为的入世思想的指导下,一改往日全真教不睬世事的纯朴形象,开始结交权贵。当然,在与权贵交往的过程中,也积极为封建政权效力。我们也应该看到,丘处机依附朝廷的真实目的在于谋求全真道的发展,希望以封建士大夫为后盾,为全真道的发展寻求政治支持和经济保障。在宗教问题上,丘处机的入世思想表现为把“打尘劳”纳入道徒必行的外日用之内。所谓打尘劳即是服勤苦,就是折其强梗骄吝之气。而在具体实践上,服勤苦,即为尽心建立宫观,发展教徒,壮大队伍。打尘劳一旦被纳入外日用,就和道徒所追求的成仙目标联系起来。即外功全在自身,自己用力则可得功。功是得道成仙的阶梯,功的大小深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所以,打尘劳积功是得道的重要途径。丘处机告诫弟子,重作尘劳,不容少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数年间,全真教道观的增加速度如雨后春笋,一跃成为北方道教大宗。(三)内丹思想:性命双修。丘处机的内丹思想是对王重阳内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内丹心性学说方面,对正念和邪念、真心和常心、性和命等作了较为仔细的区分,对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做了深入探讨;在内丹理论的核心问题,即修炼步骤上,从三教合一思想出发,以王重阳心性理论作为指导,对修性过后怎样达到修命目标的过程及途径作了系统的阐释。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说法: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信性,北宗则是性命双修。北宗先学心性,叫作性宗,继而以坐功得丹得药,称作命宗。因之,曰性命双修。丘处机认为,道生万物,万物生而有性,元神即性,任何形体中都有性。人因有七情六欲从而使性迷惑,而不得返朴,所以需炼性,让其归本。与此同时,丘处机更重视命功。据《长春真人语录》记载:“吾宗唯贵见性,水火配合其次也。大要以息心凝神为处机,以明心见性为实地,以忘识化障为作用,回视龙虎铅汞,皆法相而不可拘执。反次便为外道,非吾徒也。”[3]153由此可见,丘处机关于性命问题,主张以性为主,命为辅,先性后命,性命双修,非轻视命功。他认为,性与命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为了论证修行,丘处机著《青天歌》。而为了论证修命,又著《西江月》十六首和《大丹直指》。凡此种种,都表明丘处机内丹思想是以双修为主旨,在重视性的同时又重视命,二者不可偏废其一。三、丘处机道教哲学思想的影响丘处机以独特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时间虽然不长,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丘处机仁慈反战、捍卫和平的言论和行为,造就了一批在干戈不息形势下济世救民的门徒。如祁志诚,本是蒙古俘虏,同行百人皆遭杀戮,独他幸免,于是投身全真,于云州筑乐全庵居住,用医符来给百姓治病。《洞明真人祁公道行碑》记载其“往往为人传诵”,“一方多赖以全济”[4]699。王志谨《栖云王真人开涝记》载:“见终南山之地雨泽不恒,多害耕作,遂集道众千余人……了无干旱之患。”[4]620凡此弟子,不胜枚举,众弟子皆以丘处机为楷模,身体力行济世救民之道,保护在灾乱中痛苦不堪的百姓。同时也为全真教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扩大了社会影响。我们也应该看到,丘处机及其门徒对和平思想的实践活动,起到了封建政府无法达到的宗教教化作用,具有稳固社会秩序的良好效应。第二,丘处机无为而行有为的入世思想,实际是对传统道教中“无不为”思想的发展。丘处机深处动荡变革的年代,国内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长期受民族文化熏陶的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有一种敌视或不合作的态度,面对这一尖锐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仅靠武力解决是不够的,金世宗以及其他统治者都无能为力。基于此,统治者便拉拢道教,求助其解决自身的矛盾,以巩固统治。与此同时,道教也需要强有力的政权及经济基础来谋求自身的发展,这就为丘处机履行传统道教“无不为”的思想提供了社会需要。此外,全真教倡导三教融合,以返淳还朴为口号,把儒家伦理宗教化后作为教徒的行为规范,以斋蘸祈祷等方术作为联系社会的桥梁,从而扩大了群众基础。所以,丘处机的入世观是传统道教无不为思想同时代结合的产物,较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宗教改革和创新意识。第三,丘处机的内丹思想是对王重阳思想的继承,并将三教圆融贯穿其中,在他的内丹心性理论中,融入大量的禅宗“正念”“邪念”“不动心”“真心”等概念,炼心最终也是达到一念无空的境界。而他的命功原理则以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元气论和五行生克说为理论基础。同时,丘处机的心性之正念中,也包含了仁、善、慈等儒家观念;丘处机的内丹方法,简明扼要,易学易记,便于宗教实践,给修炼者带来极大的方便,这也是全真教在丘处机掌教时期发展鼎盛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看出,丘处机的内丹思想体系完整,且创见颇多,既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和继承,也是自己长期宗教实践的积累和探索的结果。当然,他的心性理论受王重阳的影响极为深刻,是对王重阳的内丹心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其修炼方法也是对王重阳修炼方法的具体阐发。

三、结语

丘处机的道教哲学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他继承重阳真人遗志,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利用成吉思汗的宠信,立观度人,在济世安民的同时,壮大了全真道的力量;他在继承创教祖师内丹思想的基础上,融通三教理论,发展成性命双修的内丹思想,将全真道的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他不顾个人安危,雪山西觐,将民族大义置于首要地位,拯救处于生死边缘的黎民百姓,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的和谐和国家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蜂屋邦夫.金元时期的道教[M].济南:齐鲁书社,2014.

[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丘处机.丘处机集[M].赵卫东,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4]陈桓.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