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海律
得益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外交框架、于9月份开启的“中东欧国家优秀影片播映计划”，国内影迷可以通过艺联专线在各大城市配比不多的大银幕上，看到稀有的中东欧国家的文艺电影。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相信绝大部分中国观众也都是第一次能在影院里看到这些国家的电影。这是它们在“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又一次集体亮相。
近期上映的塞尔维亚新片《漫漫寻子路》（直译《父亲》），可谓是这些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国际化浪潮之中，一个优异而独特的存在。作为主角的父亲尼古拉及其为争取孩子抚养权、300公里上诉路的故事，取材于那些常见的、远比影视精彩和扣人心弦的真实故事，也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是继当代中国版“秋菊”（《我不是潘金莲》）、美国版“秋菊”（《三块广告牌》）、菲律宾版“秋菊”（《离开的女人》）等等命运共同角色之后，又一个塞尔维亚男版的“秋菊”故事。其遭遇映射出的劳工尊严、家庭困境、官僚屏障、阶层隔阂、移民现状等议题，也早已从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开始，讲了已经有七八十年。从罗马尼亚新浪潮，讲到了达内兄弟的《两天一夜》、肯·洛奇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然而，这位塞尔维亚导演斯尔丹·戈卢博维奇，用超16毫米胶片所雕刻出的影像故事，更具现实光泽。这不止是说，此种制式的影像呈现于银幕上，更具粗糙的颗粒感，而是其过程和结局更接近如今我们所能在社交媒体和连续剧般不停反转的新闻里所认知的那种现实。这个为对抗小地方官僚体系，只身徒步上访，六百里讨说法的故事，以一个极端窘迫的家庭处境开头，妻子为男人讨薪时用一瓶汽油点燃了自己，一子一女被福利院强制带走，男人从做着日结工的伐木林场，冲回家徒四壁并已断电的屋子，被告知已被剥夺抚养权。听起来，像极了那些能在我们网络热搜待上几小时的社会新闻。
接下来的《漫漫寻子路》，毕竟不是与真实时间同步的追踪式纪录片，导演也就不排斥情节剧手法，拍摄出一些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高浓缩现实场景。在乡镇的社会福利办公室和首都的有关部门，主人公尼古拉面对着的，是不同样式的办公桌。天高皇帝远的这边，是一条长桌，沉默寡言的父亲对面坐着三个处事圆滑的官员，中间那位更是总统也不能拿老子怎么办的地头蛇，这张办公桌更像苏东世代的审判桌；勤政为民的那边，是环形桌子会议室，部长助理高度重视、奋笔疾书，并随之与上访者合影发推特，展现自家亲民形象。办公楼门前的保安室，也有着态度不同的门卫，乡镇是暗示你投诉无门的谨小慎微好心人，首都那边是依规办事却仗势凌人的壮汉。当然，也如很多旅欧游客所言，政府大楼一向是最容易上厕所的地方，流浪汉尼古拉至少可以在那里喝水洗漱。
这些点燃希望又随之浇灭的场面，像极了罗马尼亚的新浪潮电影，不厌其烦、反反复复、让人心塞。就算尼古拉已经满足了领回孩子的基本条件——屋里有电、能做饭、有冰箱——也始终会被那些“为孩子成长考虑的好心”和实则为贪腐社会福利金的野心，给搪塞回来。
低照度、手持、长镜头，这些现实主义创作标配，几乎不见于《漫漫寻子路》。尼古拉背上口粮和毯子，在自家门前，接上一大塑料瓶可饮用的自来水，坚定上路。即便他发烧饿晕倒下，镜头也一直没有乱晃，稳定如维姆·文德斯在大景别之下叙事的《德州巴黎》，提着矿泉水瓶的尼古拉，估计也直接参考了《德州巴黎》中那位拎着圆桶、走在荒漠之上的特拉维斯，差不多抵达目的地前，也都把蓄着的大胡子剃了。
电影有着明确的三段划分，分别在处处碰壁、摆明了不给回孩子的村庄，走向贝尔格莱德讨说法的三百公里公路，回乡后依然无奈的处境。一路上，父亲继续沉默寡言着，遇事通情达理又坚韧执着，从出发到路途再到返乡，一路上碰到的，也都是生活中所能见到的真实人群：拿鸡毛当令箭的小官僚、好心的司机和店主、争抢资源的其他流浪汉、小气吝啬的邻居。他离开破败的村庄、经过凋敝的工厂、踏入狼群的荒原、来到迷宫的城市，凭着朴素的血脉之爱和道德信念，完成个人的奥德赛旅行。
导演阐述，他的这副精神画像来源于赫尔佐格从慕尼黑到巴黎的旅行笔记《冰雪纪行》，这位偏执的德国电影大师，要去巴黎探望病危的前辈，宗教信仰般地坚信，“如果我靠双脚走去，她就能活下去。”上访的尼古拉，兜里空空，当然也可以主动搭顺风车，但他选择步行，偶尔被好心人“捡”上车，也不会刻意拒绝。其中一位货车司机有着虔诚的东正教信仰，也质问徒步上访者，“神最终会替你解决一切，你信仰他吗？”沉默的尼古拉继续走，没有回答。或许支撑他自虐般苦行的只是世人之爱，对孩子的爱，以及和流浪狗共处一室那个雨夜的硬汉温情。
导演戈卢博维奇并没有太多的历史背负，比如南斯拉夫黑浪潮那般的隐晦批判，或是库斯图里卡那般的家国情结。《漫漫寻子路》，让我们认识到，并非摇晃到眩晕的镜头才叫现实主义电影，甚至于连剧作所迷恋的开放式结局都不给予，才显得是最彻底的现实。很多热搜新闻在停留了几小时后，就被新热点覆盖了，网友也就不再关心之前新闻当事人后来怎么了。幸好，因为这部电影，我通过谷歌翻译的塞语新闻得知，故事原型的父亲Djordje，在六年打官司的时间里，先后五次徒步去贝尔格莱德，终于在2021年10月21日，把三个女儿争取回了自己家里。
“我们都很高兴，在屋前打着排球呢”，父亲这样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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